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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江西特有珍禽蓝冠噪鹛有据可考的历史被改写！作为极危物种和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蓝冠噪鹛如今全球也仅在婺源能观测到。引人关注的是，我国鸟类学专家陈水华在宋代画作《翠竹翎毛图》中成功辨识出蓝冠噪鹛。这一辨识结果，将蓝冠噪鹛有据可考的存在时间，从1919年首次在婺源被发现，直接前推了约800年。

婺源蓝冠噪鹛实拍图。(綦茗鹏摄)

　　这不禁引人联想：画作描绘的场景是否再次与江西有关？带着这份追问，来自江西的“00后”邓茨方，正沿着陈水华的研究路径继续探索，期盼揭开这种千年珍禽与家乡更深层的历史渊源。

　　“活化石”蓝冠噪鹛现身宋画《翠竹翎毛图》

　　宋代是我国文化艺术鼎盛期，绘画成就尤为耀眼，堪称中国绘画史的黄金时代与写实主义高峰。前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去年出版的《形理两全：宋画中的鸟类》，从174幅宋画中考释出67种鸟类，为鸟类学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。

《翠竹翎毛图》(台北故宫博物院藏)

　　书中论及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翠竹翎毛图》，描绘了一处竹林景致：林下，一对雉鸡静卧坡石；竹林上方，四只噪鹛生动活跃——三只栖枝，一只且飞且鸣离枝而去。枝头上一只噪鹛张口朝向飞离者，似在警告或挽留。竹叶掩映处，一对麻雀安然沉睡。沉睡的麻雀、安静的雉鸡与喧闹的噪鹛形成对比，为画面平添生趣。

　　陈水华向记者透露，撰写该书的契机源于20多年前的《宋画全集》展览。“那时才惊觉宋画如此写实，画中鸟类大多可辨识，却从未被系统解读。”他经过观察认为，画中鸟类形象多源自野外写生，“而非临摹”。这个发现埋下种子，经过数十年鸟类知识积累，他于2022年启动研究。

　　研究中，让陈水华感到诧异的是，宋画鸟类大多未经系统考据，《宋画全集》中除常见鸟种外，鲜有明确鸟名，多以“禽鸟”“山雀”等模糊指代。然而，《翠竹翎毛图》条目作者谭怡令，罕见指认林间四鸟为黑脸噪鹛，因为它们具有显著黑脸特征。“起初我也是这么直观认定的。”陈水华说，在比对图谱时却发现了明显差异，画中噪鹛喉部呈浅黄色，而黑脸噪鹛头部(包括喉部)全为深灰。画中四鸟喉部均明显浅黄，绝非偶然，实为作者忠实描绘。“这一特征提醒我，它们是蓝冠噪鹛。”

　　蓝冠噪鹛是20世纪明星物种。据国家林草局资料，其最早记录可追溯至1919年，其标本于江西婺源采集。1956年云南思茅也曾采集到标本，但2017年《云南省生物物种红色名录》宣告其在云南灭绝。所幸2000年于婺源重新发现此鸟。

　　陈水华推测，《宋画全集》作者指认为黑脸噪鹛，应该也是得到鸟类专家的指点。“只是当时蓝冠噪鹛尚不为人熟知，错认也情有可原。”

　　令人惊叹的是，这种近代历经得而复失、失而复得波折的神秘鸟类，其实早在宋代就已经被我国古人记录在案了，且在当下实现古今呼应。

　　宋画里的蓝冠噪鹛究竟身在何处？

　　陈水华首次以鸟类学家的专业视角，将艺术史与鸟类学结合进行断代图像学研究，在学界引领新风。复旦大学刘佳佳教授今年4月在国际期刊《生态》发表论文，进一步探讨“历史画中的鸟类多样性”。此外，东华理工大学中国画硕士生邓茨方，其毕业论文《鄱阳湖候鸟在花鸟画中的创作研究》也是该领域的新探索。

　　作为艺术界较早介入宋画鸟类研究者，来自吉安的邓茨方表示，江西作为朱子故里，宋代绘画深受程朱理学“格物致知”思想浸润，“使中国美术发展兼具写实的美学体系与结构性研究的科学精神”。她在研究中已从宋画辨识出11种鄱阳湖候鸟，如牧溪《竹鹤图》中的丹顶鹤、于子明《莲池水禽图》中的白鹭与绿头鸭、崔白《芦雁图》中的白额雁等。

　　江西珍贵鸟类蓝冠噪鹛首次在宋画中被发现，引人遐想：800年前的它们栖息何处？陈水华推测，当时蓝冠噪鹛种群应较繁盛，分布更广。《翠竹翎毛图》虽为佚名宫廷画，极有可能是南宋杭州宫廷画师在当地依据所见写生创作。

　　然而，邓茨方提出了更大胆的假设：“南宋宫廷画师可能接触过江西进献的鸟类标本或写生稿，间接促成了对蓝冠噪鹛的描绘。”她援引北宋《云林石谱》记载“饶州产异禽”(今婺源)，以及南宋《舆地纪胜》称信州(今上饶地区)“多珍羽”，认为南宋迁都临安(杭州)后，地理上更近江西，提升了江西物产进贡宫廷的可能性。

　　邓茨方还通过对画面的细致观察，发现《翠竹翎毛图》竹丛底部绘有枸杞。她分析道：“竹子喜温暖湿润，枸杞则耐寒耐旱，两者在野生环境重叠的机会很少，且竹林生态不适宜枸杞生长。”因此，图中竹与枸杞的同框，极有可能是人工种植。“那么，蓝冠噪鹛作为江西贡品被送入宫廷供画师写生，也存在合理依据。”

　　专家最新解锁八大山人笔下“会翻白眼的鸟”

　　每年4月至7月是蓝冠噪鹛的繁殖期，此时它们会集群活动。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军介绍，目前婺源共有9个蓝冠噪鹛繁殖点，其中仅一处允许外界观察。“而在非繁殖期，蓝冠噪鹛踪迹难觅，其行踪仍是未解之谜，一直为科学界所关注。”

　　陈水华表示，《形理两全：宋画中的鸟类》可以反映宋代自然界的鸟类基本面貌。目前，他正将研究延伸至元明清时期的花鸟画，尝试识别其中鸟类。“此时(元明清)写意风格盛行，画中鸟类形象已逐渐难以辨识。”

　　研究中，陈水华对将中国水墨写意推向高峰的八大山人也有了新的观点。他认为，宋以后的花鸟画家多临摹前代作品，“导致画中鸟类形象日益失真”。“八大山人虽酷爱花鸟，其笔下的白鹭、丹顶鹤、大雁也画出了相似形态”，但诸如“翻白眼的鸟”等变形手法，“常被解读为表达内心情绪，在我看来，这或许只是后人的臆测。”陈水华认为，“并非他不想画得像，而是缺乏对鸟类鲜活形象的认知积累。”

八大山人作品：《湖石聚禽图》

　　对于鸟类专家提出的新颖话题，从事中国画研究的邓茨方认为，陈水华忽略了两个关键因素。其一，明末清初画家对活体鸟类的观察机会实则颇为充裕，如八大山人在《鱼鸭图卷》中，对鸭类形态的刻画便达到了精准性；其二，早期作品如《传綮写生册》中的草虫、植物与晚年创作的《松鹿图》等作品，亦充分印证了八大山人具备成熟的写实能力。

　　生物学界与艺术界通过对中国古画研究，探明鸟类发展史，不断碰撞出火花，也引起杨军的极大关注。诸如：宋画是否记录了现今濒危的鸟类？对比古今鸟类分布，能否揭示气候变迁对物种范围的影响？他期待，这些科学探索通过古画研究未来能逐一解锁。

　　文／江南都市报全媒体记者段萍